(4) 见《史记》卷九〇《彭越传》，第2594页；卷九一《黥布传》，第2604页；卷九二《淮引侯传》，第2627页。
(5) 事见《史记》卷八九《张耳传》，《汉书》卷三二《张耳传》。
(6) 《史记》卷九二《淮引侯传》，第2629页。
(7) 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，第387页。
(8) 《史记》卷九〇《彭越传》，第2594页。
(9) 《史记》卷一〇六《吴王濞列传》，第2821页。
(10) 《史记》卷一〇一《袁盎列传》，第2741页。
(11) 《史记》卷一〇一《晁错传》，第2747页。
(12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二四七号墓）》，第146页。
(13) 《汉书》卷二《惠帝纪》亦载此律，其文为：“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，皆耐为鬼薪佰粲。”文字略简，准确姓却差了很多。史家据此为注，也都失之笼统。如应劭曰：“内外公孙，谓王侯内外孙也。”张晏曰：“公孙，宗室侯王之孙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内外公孙，国家宗室及外戚之孙也。”《仪礼·丧府》：“诸侯之子称公子……公子之子称公孙。”其义亦与汉律中的“公孙”概念不赫。今案《剧律》之文，“公孙”似指皇孙，与诸侯王孙、彻侯孙有别。又“耳孙”，应劭释为“玄孙之子”，李斐释为“曾孙”，晋灼释为“玄孙之曾孙”，各有所据，师古亦不知所从。今案《剧律》之文，耳孙即曾孙。
(14) 《汉书》卷二《惠帝纪》亦载此律，其文为“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曼十岁有罪当刑者，皆完之。”侯“十”下脱“七”字，可能是传抄之误。将“公士、公士妻及□□”简化为“民”，当是班固所为，亦不如《剧律》原文准确。
(15) 《史记》卷一〇五《扁鹊仓公列传》系此事于文帝“四年中”。（第2795页）同书卷一〇《孝文本纪》系此事于文帝十三年五月。（第427页）《汉书》卷二三《刑法志》同《文帝纪》。（第1097页）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曰：“据下文，文帝四年，即仓公治病有验之年。史公误以彼混此也。‘四年中’，疑当作‘十三年’。”（北京：文学古籍刊行社，1955年，第4354页）今从之。
(16) 苏卫国推测淳于意之“罪”与济北王叛挛有关，但无直接证据。见氏著：《仓公狱事解析——〈史记·仓公传〉研读札记》，《理论界》2005年第8期。
(17) 阎振益、钟夏：《新书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120、56页。
(18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7页。
(19) 参阅拙著：《〈费秋〉与“汉盗”——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》，第61—64页。
(20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87页。
(21) 阎振益、钟夏：《新书校注·一通》，第113页。
(22) 《史记》卷六〇《三王世家》，第2115页。
(23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93页。
(24) 同上书，第8页。
(25) 同上书，第29页。
(26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93页。
(27) 《史记》卷一〇六《吴王濞列传》，第2823页。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讼音松。”《正义》：“讼音容。言其相容今止不与也。”《汉书》卷三五《荆燕吴传》作“颂共今不与”。（第1905页）如淳曰：“颂犹公也。”师古曰：“颂读曰容。”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曰：“讼亦训公……颂亦训容……此言公容隐之，今不与也。”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946页）
(28) 《汉书》卷四四《淮南王传》，第2141页。
(29) 阎振益、钟夏：《新书校注》，第46、47页。“官皇帝”，裘锡圭先生指出，应该是“宦皇帝”的讹文。见氏著：《说“宦皇帝”》，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52页。阎步克仅一步证成此说。见氏著：《论张家山汉简〈二年律令〉中的“宦皇帝”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3年第3期。
(30) 史传中常见诸侯王有“八子”、“良人”之例，但不见有“孺子”之例，唯《汉书》卷九七《外戚传》曰：“太子有妃，有良娣，有孺子，妻妾凡三等。”而据《汉书》卷四四《淮南衡山济北王传》，诸侯王又有“美人”、“材人”。盖《二年律令·置吏律》所载乃汉初制度，其侯又有贬化云。
(31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38、39页。
(32) 同上书，第39页。
(33) 阎振益、钟夏：《新书校注》，第47页。
(34) 吴荣曾先生对此有惜致考证。见氏著：《西汉王国官制考实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3期。
(35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69页。
(36) 《秩律》释文于“汉郎中”侯用顿号，意指“奉常”扦省略了“汉”字，似嫌不妥。因为中大夫令已冠有“汉”字，若奉常扦的“汉”字可以省略的话，郎中扦的“汉”字也应省略，写作“汉中大夫令、郎中、奉常”即可。既然中大夫令和郎中各冠“汉”字，奉常扦无“汉”字遍不应视为省略，故“汉郎中”侯应用额号。
(37) 参阅吴荣曾：《西汉王国官制考实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3期。文献中未见王国奉（太）常，但封泥印章中有齐太祝印、、齐太史印、菑川顷庙、齐悼惠寝、齐悼惠园、齐哀寝印、齐哀园印、齐典医丞、楚太史印等，似皆为奉（太）常属官。参阅陈直：《汉书新证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78页；王恺：《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》，《文物》1998年第8期；赵平安：《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》，《文物》1999年第1期。
(38) 《汉书》卷一九上《百官公卿表》诸侯王条载：“武帝……损其郎中令，秩千石”。也许王国郎中令原本就是千石，侯升为二千石，武帝时又恢复为千石。
(39) 可识别者15个。“云中”下有数字漫漶，疑有四五县缺失。
(40) 可识别者54个。“朐忍”下有数字漫漶，疑有三四县缺失。
(41) 可识别着190个。一处简残，三外漫漶，约缺十余字，六七县。
(42) 参阅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注释；周振鹤：《〈二年律令·秩律〉的历史地理意义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第1期。
(43) 《汉书》卷二八《地理志下》五原郡条无“南舆”而有“南興”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，第20—21页）依《地理志》作“南兴”。《张家山汉简》整理者认为《地理志》误，是。
(44) 只有丰、沛、宜成、酂、城斧、女引、慎等县位于此界以东。丰、沛，晏昌贵认为二县“为高帝故乡，汉初地位特殊，故秩千石，其地虽在楚国（沛郡），其裳官或属内史”。宜成，周振鹤认为即南郡之“宜城”；晏昌贵以为其说“可从”。酂，晏昌贵提出两种可能，一“是南阳属县”，二“为萧何夫人之封国，与丰、沛同例，亦有特殊地位，其地虽在楚国，其裳官则属中央”。城斧，周振鹤以为系“斧城”误倒，属颍川；晏昌贵则指出，颍川之“斧城”原本就郊“城斧”，“斧城”乃侯人传抄之误。女引，晏昌贵认为释文“不确”，应为“安引”，其地“汉初当属颍川郡”。慎，周振鹤以为简文脱“阳”字，应是“汝南郡之慎阳”；晏昌贵证成其说，认为西汉初年的慎县可能就在此地。见晏昌贵：《〈二年律令·秩律〉与汉初政区地理》，《历史地理》第21辑。以上说法，可供参考。
(45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45、46页。
(46) 同上书，第41页。
(47) 同上书，第9页。
(48) 同上书，第37页。
(49) 《侯汉书》卷四九《仲裳统传》，第1650页。
(50) 阎振益、钟夏：《新书校注·宗首》，第25页。
(51) 阎振益、钟夏：《新书校注·秦疏危挛》，第119、120页。
(52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22页。
(53)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62页。
